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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总希望儿女好、能考上最好的学校、有最好的工作，但这些所谓“为他好”的想法里牵扯太多自己自私的心态。我们没有教导他们：“要多替别人着想，不要去伤害别人；当你没有伤害别人时，别人才会让你过得快乐幸福。”我们只教导他们自私自利、要得第一名、要去最好的学校；只告诉他们：“如果你不去拼命，你就不会有成果；如果不努力，就不会有任何的胜利。”
很多父母亲，为了孩子付出心力，全心全力地给予他们学问和外在物质的满足，可这些能让他们分辨心灵善恶而加以取舍吗？父母总认为留给孩子丰富的学问和物质，小孩就会快乐平安，其实并非如此。如果我们只认为“他没有知识，我们给他知识；他需要钱财，我们给他钱财；他要什么，我们就给什么”，对儿女只讲好话而不知道要纠正他们的错误，以为这就是爱儿女、这就是爱的教育，那是完全错误的。很多父母舍不得骂孩子，也舍不得别人骂，平日也不教导他“骂人是不对的，因为当别人骂你时，你会不高兴，所以你也不能去骂人”。这些小朋友只要做错事，被别人打骂，父母亲就做他的后盾，使得孩子不知道分辨善恶，对他而言伤害别人变成是满足、快乐的来源，而心灵却是空虚的。像这样的父母亲，自认为爱孩子，却伤害到孩子和更多的人。
我们常会看到很多父母亲自己都在做负面的事，却教导小朋友不可以这样做——自己没以身作则，如何教育孩子？
父母对儿女所付出的爱是要建立在智慧上面，能教导儿女如何分辨、舍取善恶。这样的一个家庭如果能影响到别的家庭，使别的家庭层次也提高，这才是真正家庭教育的成就。若能有成功的家庭教育，那么老师教导学生待人处世的道理，学生才能真正理解。否则，老师用心地给予学生人格教育，学生一回到家里，父母却只教他好好做功课、只给他钱财，那么老师付出再多心力，成果也有限。如果父母面对家里一两个小孩都无法教育好，那你凭什么指望面对几十个学生的老师一定要把你的儿女教好？而社会规范或法律又能够有多大的约束力？
一个家庭中对于孩子的教育，其实从一个侧面也是在反映父母们的涵养和情商。倘若为人父母在人格上都是自私自利的，那么一个小孩在从小的生活环境中会被潜移默化地影响，将来也会是一个只为自己考虑而缺少爱心和责任感的人。作为父母，对于孩子从小的培养侧重点应该在心智上面，因为一个高情商的孩子，即便他（她）的学习成绩不见得都是第一，但是因为这种健全的人格形成，将来肯定会是个有包容心、有责任感、爱心富足、有作为的人。适者生存需要的是高情商。
我们说只要有善心，那么在生命的道路上和在成佛的道路上，都会很顺遂，前途平坦；但如果我们带着恶念，这样做什么事也都不会很顺的。宗喀巴大师曾说过：“如果你有颗善心，那么见和道都是平坦的；要是你有恶劣的嗔恨心，那么见和道都是凶恶的。”所以，善和恶的主要来源在于心，而不是言语和行为，因为心是主导，言行则是配合心的意念来行事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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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如果你有能力调伏对方，把他不好的习性改掉，或者也可以让他跟着你好好修行，改变他的思维，这样是最好的。如果他改变不了，而你还想方设法要改变他，那就要衡量自己的能力，依能力而行。如果做不到，你就不要去接他的掌，这也是一种修行的方法。中国人讲忍让，佛陀也是如此说。因为最难修行的是忍，能忍则忍，忍不了就尽量暂时让一让。要熟知对方的习性就是这样，过了就会没事的，这样才不会对你造成更大的伤害。这是我们作为佛教徒需要具备的心态，也是改善自己情绪的一个简单方法。
修身养性的秘诀就是要从养心开始。一个希望自己健康长寿的人，如果不从心灵层面去净化自己，那么负面的情绪也会使得自己常常身心不得安宁或是病苦不断，如此吃再多的补品也是无用的。所以，世间真正最有价值的补品，就是心灵向善并且豁达地去看待世间的一切无常。
近些年，由于物质水平的大幅提高，钓鱼这种消磨时光的娱乐活动应运而生，小时候，钓鱼是农活的一种，大一点的鱼拿去镇上卖掉换钱，小一点的鱼拿回家煮熟以提高膳食营养。以前钓鱼是要用农田里抓来的蚯蚓作鱼饵的，现在的鱼饵都是工业化的成品，以前钓鱼是改善营养水平，现在钓鱼是享受生活。可想而知，古时候的钓鱼活动多半是获取生产资料，即满足日常生活所需，不会像现在的钓鱼活动，甚至部分地区还举行垂钓竞赛，在庄子的书籍中，可以获悉早在春秋时期，钓鱼应该是早已存在的事，从唐诗《小儿垂钓》中可以看出，垂钓已经是孩子们都可以参与的活动，现在有很多孩子在长辈的影响下，也开始热爱这项活动了，小学课本上有这首诗还挺应景当下垂钓的大趋势。
此五言绝句是范仲淹主政苏州时所作，他在治理水患视察河道时，目睹江面上有出没的渔船，在风急浪高的江河中飘荡充满危险，深刻的理解渔民生活的艰辛，颇有感慨，于是赋诗记录下来。这首诗大意简单明了，就是江岸上的往来富裕人家，都很喜欢鲈鱼的美味，你看那渔民乘着一叶扁舟，在大风大浪中出没，也即渔民为了打捞富裕人家爱吃的鲈鱼，冒着风险在风雨里捕鱼。诗语言简洁明了，没有华丽的辞藻和难懂的词语，更没有无病呻吟式的抒发内心情感，以平常的表达方式，表达出人们司空见惯的场景，但是却蕴含了作者理解百姓艰辛的思想感情。范仲淹是北宋仁宗朝的名臣，谥号文正，故有范文正公之称，他不仅在文学上有浓厚的一笔，在政治和军事上也有建树，还是一位敢做敢为的革新派人物，他的诗词不多却多是佳作，犹如这首简短的五言绝句《江上渔者》，它充分表达出范仲淹的高尚情操，作为士大夫，深刻理解民生疾苦，通过平常的简练语言表达出他对底层百姓艰辛生活的同情。
黄庭坚，北宋时期的江西九江人，自幼聪颖善学，二十多岁得中进士，年纪轻轻便拿到了官员执照，算是小小的年少得志，后世对他印象深刻的不是他的文学成就，更多的是他高超的书法墨宝。他的诗词流传度虽不高，但却是北宋时期江西诗派的开创者，开宗立派都不在话下的他，对宋诗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，只不过宋诗在文学地位上不怎么起眼，让人们忽略了他的宋诗地位，我们常常将唐诗与宋词并称，很少提及宋诗，那是因为宋诗的成就难望唐诗项背，而宋词的辉煌发展又盖过了宋诗，因此我们所能鉴赏的宋诗不多，因而对黄庭坚的诗了解不深。不过黄庭坚到有几首诗值得一提，上面这首杂诗外，另有他写的“多少长安名利客，机关用尽不如君”和“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灯”等诗亦值得读者赏析一番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作者权德舆作为中唐时期的宰相、诗人、文学家，是历史上少数去世后谥号为“文”的臣子，因此又称他为权文公。在仕途上，权德舆仕宦显达，曾执掌文柄和厕身宰相高位，名重一时，很多当时社会文人名流投其门下，政治上主张德政和法治结合，严惩贪官污吏和减轻民众税赋等，受到当时士大夫阶层的认可和后世的赞赏。权德舆不仅是中唐时期著名的政治家，也是一位著述丰富，当时颇有盛名的文学家诗人，韩愈更是赞赏称道他“行世祖之，文世师之”，然后历史名气却远不如韩愈。韩愈的历史名气主要源自他被后世文人列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，且著有多篇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文章，如《师说》和《马说》等，《祭十二郎文》亦是代表作之一。魏文帝曹丕曾言道，文章乃不朽之盛事，也即好文章可以名垂千古，这对于一些文学家的确是做到了，如一代文宗韩愈以及著名的大诗人李白杜甫等，权德舆未能名垂千古，或许是他的诗文不敌韩愈，尽管他们曾经都是文学大家，都获得最高等级谥号的单字“文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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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许是因为古代文人长期面对羁旅生涯、戍卫边疆、客居他乡等生态，造就了很多人萌生思归、盼归的情愫，如上面提及的“将军百战死，壮士十年归”，便是讲述在边疆戍卫国家的将士，十年或许才有得返回家乡一趟，甚至更为凄凉的是少年出征到耄耋老年才得返回，1949年溃退到台湾的士兵便上演过“十五从军征，八十始得归”的凄凉世事，而相当部分人则是魂断他乡。权德舆的这首《玉台体》和李商隐的《夜雨寄北》都是有关思归、盼归的佳作，前者是妻子思念丈夫归来，后者是丈夫想念妻子或者思念亲友而期待归家，都是简短的绝句，纸短情长，用最简洁凝练的语言刻画出最长情的思归愁绪，自是思归、盼归诗篇中的佳作，对于长期与亲朋好友分隔两地的读者而言，细细品读不啻为一种精神慰藉。
张志和在仕途上曾有辉煌的经历，在安史之乱前，就曾得到当时太子李亨的赏识，后来李亨在安史之乱后登基称帝后，擢升张志和并采用他的计谋获得了一定的成功，因此被擢升为大将军享受正三品待遇，就纯讲待遇而言，这可和当代省部级相当，因此张志和有平步青云的时刻，然而后期政局的动荡和藩镇割据的影响，张志和逐渐脱离了庙堂权力中心，便有了后期归隐田园的经历。在仕途上遭遇挫折，不得不选择辞官归隐，或者觉得自身才能已经不再得到重视，萌生退意或是在波谲云诡的官场中抽身，不失为平稳着陆的好退路，总比那些眷恋官场而却最后被清算的强百倍。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任湖州刺史时，归隐状态的张志和前往拜谒，时值暮春季节，桃花盛开胡泊水涨，鳜鱼肥美，他们便唱和切磋文艺，而这首《渔歌子》便是这时候成品的佳作。《渔歌子》成品的次年，遗憾的是张志和便因落水而亡，而且他的这首作品也经历过散失，好在被后来的党争领袖李德裕访得之并记载下来，一时唱和者甚众并流传至今，且影响到后世的文人，尤其是北宋时期苏轼和黄庭坚等文学家特别推崇该作，甚至就此作延伸创作新品。
以上三首归字诗词，盼归、思归抑或归隐，都是归字常见的组词，亦是在诗词中常见的基本义，最为人们所熟悉的作品莫过于李商隐的《夜雨寄北》，尽管它所表达的蕴意曾经让学子们摸不着头脑，其次是张志和寓意归隐田园美好生活的《渔歌子》，权德舆的盼夫归诗献给不爱修边幅的女性朋友，尤其是铅华不可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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